1949年1月的陈官庄，国民党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杜聿明穿着一件破旧的士兵大衣，缩在俘虏队伍里，脸上还带着被手榴弹片擦伤的血痕。
就在十几天前，他还坐拥三十万机械化大军，是蒋介石眼中“力挽狂澜”的最后希望，如今却成了解放军的阶下囚。
随后他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这座坐落于德胜门外的清末古刹，成了他后半生思想蜕变的起点。
刚进功德林的杜聿明满身傲气，甚至拒绝在战俘登记册上签字，他始终想不通：自己毕业于黄埔一期，打过北伐、抗战，麾下是国民党最精锐的美械部队，兵力装备都占尽优势，怎么就输得这么彻底？
最初的不服很快变成了困惑，在与管教人员的交谈、对淮海战役的复盘里，他逐渐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到最后更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释然。
同样是输，他对粟裕的评价是“技不如人”，可提起输给毛主席，特赦后的他却说了另外四个字。
要理解杜聿明对粟裕的复杂态度，得先回到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之前。
那时候的杜聿明是国民党阵营里少有的“能打硬仗”的将领，先后在昆仑关战役重创日军第五师团，在远征军指挥过缅北大撤退，论军事经验、论战术素养，在国民党将领里绝对排得上前列。
当时他对华东野战军的认知还停留在抗战结束初期的情报里：认为华野的指挥官是陈毅，粟裕不过是陈毅手下的副司令，部队大多是游击出身，重武器少得可怜，根本没能力和自己的机械化部队正面对抗。
他甚至在军事会议上放出豪言：“华野装备低劣，不善阵地战，我军以机械化兵团突击，不出三个月就能肃清鲁南共军。”
那时候的他自信满满，甚至已经做好了在鲁南和华野决战的计划，打算依靠坦克、重炮的优势，一口吃掉粟裕的主力部队，这份轻敌的心态，为他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。
真正的较量从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开始，杜聿明很快就尝到了粟裕的厉害。
先是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围，他奉命带兵解围，结果部队刚动，就被华野的阻击部队死死黏住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伤亡，他以为粟裕的主力都在围攻黄百韬，侧翼必然空虚，打算派奇兵突袭华野后方，没想到粟裕早就留好了预备队，突袭部队刚出发就掉进了包围圈。
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后，杜聿明知道徐州已经守不住了，他精心谋划了三条撤退路线，反复权衡后选了向西南经萧县、永城撤退的方案，为了保密，他连徐州城内的国民党党政机关都没提前通知，自以为这个计划天衣无缝，粟裕绝对想不到自己会放弃向南京靠拢的东南路线，走西南这条相对偏僻的路。
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部队刚出徐州城，粟裕就精准预判到了他的撤退路线，早就把主力部队调到了萧县、永城一线，张好了口袋等着他钻。
等杜聿明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的三十万大军已经被牢牢围在了陈官庄的狭小区域里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。
后来他在战俘营里和解放军军官苏荣聊天时，还忍不住感慨：“粟裕这个人，打仗不按常理出牌，你以为他要向东，他偏偏向西；你以为是实招，其实是虚晃一枪。他的部队像水一样，抓不住。”
被围在陈官庄的那些日子，杜聿明算是切身体会到了粟裕“料敌如神”的压迫感。
他想组织部队突围，可每次突围的方向、时间，粟裕好像都提前知道一样，突围的部队刚动，就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。
好几次他刚在指挥部定下作战计划，前沿部队就传来消息，说解放军已经在对应方向做好了防御工事。
杜聿明后来才知道，粟裕不仅有出色的战略预判能力，还有极其完善的情报网络，前线的民兵、甚至国民党部队里的地下党，都会把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华野指挥部，加上华野部队惊人的机动能力，经常一昼夜急行军上百里，总是能赶在他前面完成部署。
他也不是没试过反其道而行之，故意打乱战术部署，可粟裕的战术永远比他灵活，声东击西、围点打援、穿插分割，这些战术被用得出神入化。
直到被俘后，杜聿明才不得不承认，在战术指挥这个层面，自己确实不如粟裕。
他曾经对一起被俘的将领说：“不是我们指挥不行，是粟裕总能比我们多看三步，他能想到我们想不到的，也能做到我们做不到的，这种输，是真的技不如人，没什么好不服气的。”
在他眼里，输给粟裕是“术”的层面的差距，是军事指挥才华上的不如人，虽然败得狼狈，但输得心服口服。
可如果说对粟裕的评价还停留在战术层面，那杜聿明对毛主席的折服，就是深入骨髓的、对整个战略格局和历史趋势的认同。
刚进功德林的时候，杜聿明还经常吐槽蒋介石的“微操”，他打了一辈子仗，最头疼的就是蒋介石越过前线指挥部直接给部队下命令。
淮海战役期间，他本来已经带着部队撤到了萧县，只要按照原计划继续往永城走，还有可能跳出包围圈，结果蒋介石一封电报过来，命令他掉头去救被围的黄维兵团，硬生生把三十万大军送进了粟裕的口袋。
他后来曾毫不客气地吐槽：“蒋介石是用电报指挥打仗，千里之外拿着几个小时前的情报，指挥瞬息万变的战场，怎么可能不输？”
和蒋介石的“一插到底”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毛主席的指挥风格。
整个淮海战役期间，毛主席给总前委的电报大多是战略层面的指导，比如“应集中兵力先打黄百韬”“此战胜利，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，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”，至于具体的战术部署、兵力调配，完全交给粟裕、刘伯承等前线将领自主决定，从不干涉前线的具体指挥。
杜聿明在功德林里学习三大战役的电报汇编时，看到毛主席给前线的电报内容，忍不住感慨：“蒋介石的命令是枷锁，毛主席的指示是罗盘，这仗要是能赢，才是怪事。”
1959年12月4日，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释放，走出功德林的那天，他看着门外的阳光，恍如隔世。
没过多久，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这批特赦人员，见到杜聿明的时候，周总理笑着问他：“你现在还怕共产党吗？”
杜聿明站得笔直，恭恭敬敬地回答：“不怕了，因为我现在终于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赢，国民党为什么输了。”
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你能想明白就好，以后我们都是同志，一起为新中国建设出力。”
那天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，周总理关心了他的生活和身体情况，还邀请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，参与文史资料的整理工作。
杜聿明后来回忆起那次谈话，说那是自己这辈子最轻松的一天，压在心里十几年的包袱终于放下了。
晚年的杜聿明始终致力于两岸统一事业，他经常给在台湾的老同事、老部下写信，告诉他们新中国的变化，劝说他们不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。
后来，有记者采访他，问他如果再打一次仗，国民党有没有赢的可能，杜聿明毫不犹豫地说：“不要再打了，打不过的。当年80万对60万，我们占尽优势都输了，现在更是没有任何机会。”
紧接着，他感叹道：“毛主席让我输得心甘情愿，因为从一开始，我们就没有任何赢的可能。”
这句话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而是他经过一辈子的经历得出的结论，是对毛主席战略思想、对人民力量的彻底臣服。
他知道，只要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这边，就永远不会输。
其实杜聿明的一生，就是旧中国无数军事精英的缩影。
他有出色的军事才华，有报国的理想，可他站在了错误的阵营里，跟着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走，注定只能走向失败。
他输给粟裕，输的是兵法，是战术指挥上的差距；他输给毛主席，输的是天道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所谓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，从来不是一句空话，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，从诞生那天起就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边，为老百姓谋利益，这样的政党和军队，永远不可能被战胜。
杜聿明的那句“心甘情愿”，从来不是个人的哀叹，而是旧制度、旧势力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面前，必然走向崩溃的最好注脚。
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，谁站在人民这边，谁就能赢得最终的胜利，这个道理，过去适用郑州股票配资，现在适用，未来也永远适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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